肖峰，1932年出生于江苏江都。1943年参加革命，在新四军从事文艺工作；1950年，就读于杭州国立艺专；1954年—1960年，赴前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留学，毕业后获“艺术家”称号；1960年—1973年，任教于浙江美院。文革中被打倒；1973年—1982年，上海画院及油画雕塑院从事创作；1983—1996年，任中国美术学院第十任院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浙江省美协主席、中国文联委员、浙江文联副主席、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副会长、国家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报社社长、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作品：《辞江南》《六三罢工》《创业的年代》《战斗在罗霄山上》《拂晓》《收复失地》《饮马扬子江》《耀邦同志》《文革纪念碑》等。

    出版有《肖峰、宋韧油画集》《岁月履痕—肖峰、宋韧从艺60年回顾展》画集，《肖峰油画集》《肖峰画辑》等十余种；论文集《谈艺论美》《肖峰谈艺录》《油画技法》等专著。其作品先后在国内各地及法国、原苏联、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奥地利、日本、新加坡、摩洛哥、瑞典、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并获奖。

    在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13年中，他继承了从林风眠到潘天寿的办学思想，在新时期又有新发展，为中国美院的改革与发展，为我国艺术事业作出了可贵贡献。

    他的创作，不乏来自童年部队战争生活的感受，突现了对生活深入的观察和对事物本质的深刻把握。他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去讴歌新生活，用笔简洁流畅，意蕴深远隽永。将中国的写意手法与油画丰富色彩和谐地结合，从而形成自己特色。

    1995年，获法国“对人类科学艺术有特殊贡献”勋章。

    1999年，获“俄罗斯普希金文化”勋章并聘为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名誉教授。

    2000年，获第八届圣彼德堡国际艺术节荣誉“艺术大师”称号。

    2002年，获浙江省人民政府《鲁迅文学艺术奖——特殊贡献奖》。

以心接物  逸静清淳

                              ——父亲苏百钧的花鸟画艺术

文｜苏睿

    我的父亲苏百钧是享誉当代的一位花鸟画名家。他对中国花鸟画艺术贡献良多。总的来说，一方面突显出对生活的尊重，他擅于以日常生活中的朴素题材入画而赋予诗化的意境，由此便和许多沿袭传统程式化、陈陈相因的工笔花鸟拉开了很大距离而极具创造的活力；另一方面是在传统的勾勒法度中营造浪漫的格调，体现出浓郁的现代人文情怀和东方艺术的写意气质。他以雅致、清新的作品确立了现代花鸟画的抒情咏叹调，感人至深，为宋人花鸟画精细不苟的审物精神和借物抒情的诗意表现的艺术高峰，作出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肖峰、宋韧  1979年《拂晓》

    一九八六年，父亲苏百钧以优秀的成绩获广州美术学院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翌年，作品《小憩》获中国画大奖而绽露画坛，自此他又屡获国家级奖项；一九九八年，他的数十幅大型创作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得到各方赞赏；二00三年，他调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花鸟教研室主任，他不仅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全国美术展评审委员等职务，还撰写了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当代名家艺术观——苏百钧创作篇》，主编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花鸟专业的教学大纲，以及《荣宝斋画谱》等专著三十余部；近年来，他又完成了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凤凰花木图》、常委会议室《和平颂》以及中宣部《溢远清香》等处的大幅花鸟画创作重任，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赞赏与重视。

肖峰 《芦苇丛中任我行》

    当今的花鸟画坛，不乏极具传统渲染功夫的能手，亦不乏冲锋呐喊的前卫艺术家，但若论及在传统与生活二者完美结合上，同时又有一批高质量创作的画家，则寥寥无几。我的父亲之所以能够游刃有余，一方面源自他的传统家学，另一方面得益于新时代的学院教育。家学父教赋予他深厚的传统基础，无论勾勒渲染、书法题款或是落墨用矾，他都得心应手。而学校教育则让他对现实生活、精神格调、专业理论有更深入的理解。但是，对艺术家而言，最重要的动力是源于他对花鸟画真诚的热爱。这种热爱，尤其体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期间。那个年代，花鸟画被批判为“封、资、修”的产物，全国的美术院校取消花鸟科，所有的花鸟画家都改画人物、山水类题材。花鸟画，姹紫嫣红上千年，一夜之间沦为断壁颓垣之物。当时有位广州美术学院的花鸟老教授曾劝说父亲：“别再画花鸟画了，我都不画了，跟时代不配，没前途，你趁着年轻及早改行吧。”但我父亲却是凭着对花鸟画的痴情和情有独钟，坚持追求自己所爱而创作。终于，文革后枯木逢春，如母亲言“被禁锢了多年称之为‘封、资、修'的花鸟画开始解禁，百钧埋头画了近十年的花鸟画第一次初试啼声……”

肖峰、宋韧  《乘胜前进》

    父亲性情温和，不好争斗，远避喧闹，独思悟于一室之内。他常流连于故宫博物院中，观读许多弥足珍贵的无名氏作品，深深叹服那些优秀作品，虽然作者无以考证，但却不朽。如古之圣贤，留下经典语录，与众生世代相存。翻读中国美术史，有画以人传者，亦有人以画传者。画以人传者，是指该人之盛名盖于其画艺，凭借其个人魅力、才气或社会地位等画外功夫而扬名书画界；而人以画传者，则是凭其画作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相比于唐伯虎、金冬心等才气横溢、诗文书画四合一的“画以人传”的代表，范宽、张择端等仅仅因作品出色而传名于世的画家，在美术史上似乎更能代表优秀的中华文化，他们的作品是无价的珍宝。亦正因有此感悟，我的父亲一心一意地专注于花鸟画的艺术追求。从似锦繁花到寂静荷塘；从故园追忆到花间私语；从愁绝水一方到昨夜风吹雨；从游鱼逐落花到巢鸟惊春蛰……他的每一幅作品既寄托了别出心裁的情思，又彰显了淋漓尽致的生命体验。 

肖峰  1976年《战斗在罗霄山上》 

    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弹指间，我父亲的作品丰硕累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的画家大都有坚韧的意志。这源自那一代人饱经风霜的人生经历：诞生于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成长于上山下乡的知青年代；在青春发育的成长期，他们面临自然灾害而勉为温饱；在金色的少年时期他们经历了是非颠倒的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期才得以步入美术学院学习。艰苦岁月中农村、工厂辛劳的生活经历不仅锻炼我父亲的意志，更是给予了父亲创作上无穷的源泉，如《田间》《冬种》《割禾之后》等作品是源于他六年的知青生活体验。在衣食无忧的今天，他一如既往于对艺术高峰的攀登与追求，潜心花鸟画艺术探索，每日深居画室，笔耕不辍。

肖峰  1957年《娃纳大婶》

    细心的观者都会有同感，我父亲苏百钧能够保持稳定的创作水平。无论尺幅大小，人们很难从苏百钧的画作中选出“最特别的一幅”。他并不属于那些一炮而红便“万古长春”的画家。热情、专注加上不屈的毅力，促成我父亲认真努力地对待自己每一件作品的性格。他总是能够以别致的情思赋予下一幅创作新颖奇特的构想。或许，在他艺术历程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现当数《七月盛开三棱剑花》《圆寂》《雨霁》《昨夜风雨》及《鸟巢系列•松鹤图》等。当然，这样的归论尚早，还应有待将来美术史专家给予更合理的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父亲苏百钧从八十年代初的朦胧抒情风，发展到九十年代中对生活激情的吟唱，转至〇三年后铅华洗尽的真淳情感独白，他的艺术有明显的划分时期和不同的追求。

肖峰  1957年《乌克兰姑娘》

    早期，父亲喜画夜雨朦胧之景，常于茂盛的树丛花草中隐现三两只孤单的鸟儿，如作品《夜朦胧》《晨韵》《春雨》等。他的独到之处在于在墨线内染虚，而不是色溢于线的渐变，这样的妙处在于渲染空灵却又不以削弱线条的视觉力量为代价。到九十年代，父亲多作农田乡间之寻常境，他的艺术才华热烈地爆发。如《酸豆一株起卧龙》《追忆的故园》《晚风》等，色彩响亮，用笔泼辣，兼工带写。因有故里“花地”以及农村知青的真切经历，他对花草的情感深厚，且深谙其种植、生长之理，因而画面充满了活泼泼的生活魅力。显然，这与许多只知摹古但缺乏种田植花阅历的学院派明显地拉开了距离。转居北京以后，年华的洗练，加上习俗水土之异，父亲的作品突变为淡彩白描，色彩以邻近色的灰度震颤对比为主，《昨夜风雨》《芦塘灰鹭图》《冬日•向日葵》等作品，直如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之句，又似苏东坡“寂寞沙洲冷”之词，在虚静之境中妙赏生命的真谛。此时，画家开始转向寻求中国艺术托寄心灵的逸境。

肖峰  1958年《尼娜》

    花枝春满，鸟鸣秋实。一转眼，我的父亲已从艺五十余载。作为当代顶级的工笔花鸟画大家，父亲为花鸟画的研究与执着追求付出了巨大精力，在不断的努力追求中，相信他的花鸟画艺术越来越受到更多观众的喜爱和重视。研究父亲的艺术思想、他的创作观念、他的人格才情，对后辈学者在今后如何推进中国花鸟画发展极具价值。

（本文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

忙里偷闲  自得其乐

文｜苏睿

    在人们的想象中，画家的生活好像是颇为潇洒自由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好不自在。然而身处其境，却未必如此。求艺之艰难，创作之辛劳，绝非是“囊中取物”，必尽其心力，方能如“赤手抓毒蛇”“无鞍骑烈马”般得心应手。李可染先生提倡“向纸三日”苦构思，不怕“废画三千”勤磨练，为此他曾经刻过一方图章以自勉。可见作为一个画家的不易，而作为一个艺术教育家，处处需为人师表，那更非易也。

    十多年来，我被推上中国美术学院的校长之位，画家变成了“话家”，忙得“不亦乐乎”。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小社会，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生老病死，从学校的宏观发展，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教学质量，人才开发，改革开放，对外交流，思想工作，经费筹措，基本建设，生活福利等等，可以说除了火葬场之外，大学是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在这样的重担之下，既要当好一个院长，又需当个合格的教师，一位称职的画家，回到家里，还要当一位模范丈夫和好家长，社会交往及群众团体的活动中更需要彬彬有礼，面面俱到，这一切岂非易事。

肖峰  1978年《舵工》

    人非神仙，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器械，生活使我学会了忙里偷闲，自我调节。如上所述，我的休闲时间并不多，除早晚及“假日”外，每周虽有“法定”的两三个半天而实难保证的专业活动时间外，其余就全泡在繁忙的公务之中。

    据说人的大脑是左右分工运作的，需要相互调节，交错使用。我们的老院长潘天寿先生颇善此举。他每日黎明即起，拂扫庭院，坚持他的“太极扫帚功”，不仅益于公众卫生，且练就一身好筋骨。所以在“文革”中，当我们被勒令一起扫地时，他说：“我每天都练这个‘扫帚功’”。辰时未到，他又开始了数十年如一日的每天一小时的书法练习（别人称之为“悬笔气功”）。如不是“文革”中惨遭迫害，他可以活到百岁。也许因我与潘老曾同居一院，受其濡染，故我起床也颇早，常与夫人同骑自行车穿行于虎跑路、苏堤一带，习拳、练操或散步于太子湾公园，归来还可以练习一个多小时的书法。对传统书法的练习，我佩服谢稚柳先生所说的：“摩百遍，临百遍，背百遍，用百遍，以领略其神韵也”。

肖峰  1978年《渔老大》 

    休闲的概念，各人理解不一。我感到除本职业以外的活动，皆可称之。当“办公”成了我的主要职业以后，总想把晚上的时间当作自己可以支配的空闲，二十年前，当辞卸了一切应酬之后，除去作画，撰文，读书之外，最令我难忘的是夜间的狩猎活动。回忆是美好的，记得在“文革”前，为了培养我的兴趣，黎冰鸿副院长曾送我一支猎枪并配有数十发不同性能的自制子弹，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就推着自行车，头带矿灯，夜巡于杭州郊外的五云山一带（当时允许的狩猎区），行踪机警，宛如回到了战争年代的游击战生活。每次出猎总有所获，老鹰、野兔乃至獐子，多少能有一点。有一次我和黎冰鸿出差到温州雁荡山一带深入生活，途经瓯江，眼看着一群群野鸭成群而过，在我们问明了可以狩猎之后，星期天在沙滩上整整埋伏了二个多小时，随着一声枪响，野鸭应声而落，回来一称，三只鸭足有18斤。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等于增加了几十个人一个月的肉票。我们带回杭州把肉分赠给大家，景云村一号如过节一般。这种感受比我们自己品肉的滋味要舒坦得多。狩猎活动虽然辛苦，爬山涉水，越岭登坡，浑身出汗，但一天的脑力疲劳，浑然消失。

    狩猎活动，也并非总是如意，倒霉也是常事。例如我们那次雁荡之行，属海防前线，一日，夜猎不久，就闻螺号四起，漫山遍野的火把，我们被当地民兵团团围住，我们被当作空降特务被带到海防大队，再三的解释也无济于事，幸好他们与杭州方面通了电话，证明了我们的身份，才得以释放。这场虚惊，虽然受了一些罪，但回想起来倒也增添了不少回味。

肖峰  1957年《伊万大叔》

    前年，我曾陪同爱新觉罗·溥佐先生到乡间钓鱼，当地农场为了迎接过去的皇亲、教授的到来，鱼池禁食三天，饿得鱼纷纷浮出水面觅食，夜里被农工一网打尽，等到溥先生垂钓的时候，一尾也未上钩，令他十分沮丧。我本在旁作画写生，也无法安心，只好陪他同钓，说来也巧，我无心钓鱼，信手一提倒得来一条二寸的小鱼，这给了溥先生信心，临行前在池边，他得了一条大虾。中午，农场的厨师为我们合煮了一盆“鱼虾鲜汤”，大家评说道：溥先生的虾虽大，但鱼毕竟高虾一筹，我还是占了上风，大家谈笑畅饮，胜过了钓鱼本身。垂钓、狩猎虽非我休闲的主体，但却令人神往，每周玩踏一次，深感身心气爽。

肖峰 《瀑流千丈》

    种花养鸟是我爱人的喜好，我总觉这非男子汉所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我被她一手经营的屋顶花园所吸引。我家住顶楼，杭州的夏天热不可挡，最初的想法不外乎想在楼顶上加点遮阴设备以降温。多年的经营，而今已绿叶成荫，四季花香，春天的紫藤、迎春花；夏天的荷花、丝瓜、葡萄；秋天的丹桂；冬天的腊梅和翠竹。每天爬上楼顶，置身于绿色，看着各种植物的变化，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一天的疲劳与烦恼皆抛之脑后。眼看着大理花的盛开，打开画箱，信手而就，这种与自然的贴近是我的快乐。

    如今我们这座教授楼的屋顶花园已连成一片，站在绿荫之中，望着远处的西湖景色，无不感叹小宋当初第一个营造屋顶花园之远见与果敢。一位外国朋友来我们家参观后说道：“如果杭州城的每个屋顶都这么绿化起来，那从空中鸟瞰的杭城将会更美丽。”